生活

尋找保爾:中國青年的《鋼鐵》往事

劉遠航  2019-10-15 09:59:19

在狂熱被冷靜代替之后,曾經面目模糊的英雄卻反而清晰起來, 重新變成了那個具體的人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插圖,保爾·柯察金在圖書館里讀書。 圖/FOTOE

 

  本刊記者/劉遠航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維爾大街上,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并不容易被發現。遍布街頭的時尚服裝店和精品超市中間,很少有游客能夠注意到,一個不大的門臉的墻壁上,鐫刻著這位蘇聯作家的浮雕像。這是一座18~19世紀的古老建筑,奧斯特洛夫斯基于1935年搬至這里居住,直到去世,他短暫一生的最后時光就是在這里度過的。

 

  在博物館兩度更名后,部分功能已經轉變為文化交流和殘障人士成就展示區。走上二樓,最里面才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的空間。

 

  作家的臥室仍保留著原貌,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身體的病痛困擾,白天的時候,窗簾常常是拉上的。臥室的旁邊是會客廳,墻上掛著列寧畫像。書柜旁擺放著一幅巨大的油畫,描繪的是作家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眾人圍繞著他的場景。

 

  館長奧爾迦介紹說,現在,常常有學生來這里參觀,給學生們講解的時候,是通過保爾的故事,來講述那個時代的歷史和社會狀況。畢竟,現在許多學生連列寧是誰都不知道了。“雖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十四個語言的版本,但是《哈利·波特》已經被翻譯成了八十多種語言。”奧爾迦補充說,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后,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一度面臨著關門的危機。

 

  展廳的玻璃書柜里,擺放著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中文譯本最多,占據了整整一層,有青少年版,還有新課標版。書柜旁邊的墻壁上,張貼著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話劇《保爾·柯察金》的海報。

 

  馬建國收藏的多個版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攝影/張萬春

 

  置身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你完全無法想象在長達70多年的時間里,作家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在中國如何用不同的方式,震蕩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直到今天,保爾· 柯察金仍然是很多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存在于他們的青春往事之中,被追憶,抑或被忘記。

 

  “鋼鐵”情緣

 

  馬建國一直在“尋找保爾”。《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一撥通他的手機,他就確認了自己的身份,“對!我就是建國同志。”這位65歲的退休干部住在烏魯木齊,他將自己的房子改造成了紅色主題記憶珍藏館,里面擺放了數十年來收集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共1600個版本,排在一起有32米長,重達1.5噸。

 

  小時候,馬建國的父親獲得了一張獎狀,上面是這樣表彰他的父親的:“發揚了保爾一樣的沖天勞動熱情和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這是馬建國和保爾的初次“相遇”。九歲那年,母親在三十公里外的巴扎集市上花了一塊二毛錢,給馬建國買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在當時堪稱“巨款”。

 

  從那時候開始,馬建國迷上了這個來自蘇聯的形象,常常在油燈下抄讀或者朗誦書中的文字,幻想著自己也成了英雄。“文革”期間,他輟學下鄉,到農村勞動,后來又到印刷廠當工人,印制那些革命小報。不論到哪里,保爾一直伴隨著他。他覺得,與“文革”期間那些高大全的“本土”英雄形象相比,保爾的性格特點更加真實。

 

  “我們國家出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兩個高峰,一個是1952年前后,剛剛建國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第二個是從1982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馬建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么多版本中,他最喜歡梅益的譯本,這是流傳最廣、也影響最大的版本。

 

  實際上,早在1937年5月,就第一次出現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中文版,這是由段洛夫、陳非璜根據 1936 年出版的日譯本轉譯而來的,由上海潮鋒出版社出版。但是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版本的確是梅益的譯本。

 

  據人民網黨史頻道記述:1938年,梅益在主編《每日譯報》期間,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交給他一本書,并囑咐道:這本書描寫了一個蘇聯青年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故事,黨組織認為這部作品對我國讀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一定有教育意義,希望你能夠把它作為組織上交辦的一項任務翻譯出來。這本書就是由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內的藏品。攝影/李行

 

  梅益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到了諸多專家學者的關心和幫助,如孫光英、劉遼逸和姜椿芳等。但梅益因編報與妻小重病,同時他還在參與翻譯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因而直至 1941 年冬撤離上海前夕才完成翻譯。該書1942 年夏天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初次發行5000冊;同年,上海遠方書店再版。書送到延安大后方后,在解放區青年讀者中廣為傳播。梅益在這本書初版的“譯后記”中,強調了這部小說對于正在同日軍浴血奮戰的革命戰士的重要意義。上海新知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隨后在解放區幾次再版,在部隊中流傳很廣。

 

  文化學者何冬暉認為,1949年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于一般讀者來說不過是眾多翻譯小說中的一種,它只在解放區盛行過。但1949年以后,新政權開始向全體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大力推薦這本“社會-政治學習大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作為“人生的教科書”在中國大量出版,廣為普及。上世紀50年代這本小說被推薦為初中三年級學生的必讀書。對于以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為歷史使命的中國青少年來說,什么是人生的意義,怎樣度過一生,小說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不但做出了榜樣,而且是衡量他們成長的尺度。

 

  文學批評家凱瑟琳·克拉克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稱為“政治化的教育小說”,其特點是主人公“通過對個人意志的控制,達到超自我的境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需要一種注入革命秩序的教育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滿足了這種需要,作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手冊”。

 

  在1950年代的中國,小說的片段被選入中學課本,課堂講授時,由任課老師按輔導材料進行導讀。教育部頒布的教學大綱則建議學生朗讀和背誦小說的重要段落。不僅如此,教育部1955年制定的七至九年級文學課外讀物大綱,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定為九年級學生外國文學經典作品課外必讀書,要求每一個學生從頭至尾通讀這部小說。這本書還被列為大學生的必讀書。

 

  其中被引用、朗讀、摘抄最多、公認為對現實生活最有指導意義的,是保爾關于生命意義的那段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可以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馬建國珍藏了一本1952年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梅益通過自己的子女送給他的。這是50年代最經典的一版,流傳甚廣。上世紀90年代末,馬建國去上海出差,打聽到了梅益的住處,但當時早已從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等職位退下來的梅益已經年老體衰,不方便會客,馬建國沒有見到他,但梅益的子女贈送給了他那本書。


  馬建國與他收藏的多個版本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攝影/張萬春

 

  到目前為止,馬建國已經走過了全國2000多個縣市,逐漸收集到了所有能找到的版本,從上世紀40年代的一直到現在的。


  革命與愛情

 

  在建國初期,不但閱讀蘇聯文學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新社會風尚,而且閱讀蘇聯文學的方式也別開生面。20世紀50年代校園生活的一道具有時代特色的風景線,就是集體閱讀討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對此,作家王蒙也深受影響。50年代初,王蒙二十出頭,是年輕的共青團干部,當時的女友是北京市女二中的學生會主席。女二中當時成立了“保爾班”,寫《青春萬歲》的時候,王蒙就結合了這個班的真實情況。

 

  班上有集體的日記,學生們輪流記,寫學習的感悟,也記錄對自己的批評。徐德琳是當年女二中“保爾班”的學生,她向《中國新聞周刊》描述說,當時每天都要背誦保爾的名言。還有人專門計算了北京到莫斯科的距離,然后每天堅持跑步,將里程的總距離加起來,終于“抵達”了那個蘇聯的首都。

 

  “我們這一代人的所有道德品質,都跟這所學校的教育有關。”徐德琳說。她后來成為了一名婦產科醫生,今年76歲,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但仍然在堅持工作。當年保爾班的同學現在還經常在微信群里聯系。

 

  1957年1月,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遺孀賴莎來中國訪問,在北京和上海多個學校進行演講,許多保爾班的學生也在現場。賴莎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國立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也被認為是保爾妻子達雅的現實原型。熟悉這部小說的都知道,保爾經歷了三段感情經歷,第一個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冬妮婭,兩人最終形同陌路,最后一個是達雅,她沖出了家庭的束縛,后來一直陪在保爾身邊。

 

  可想而知,當達雅的原型來到中國的時候,立刻在各大中小學校引起了轟動。那時候的宣傳教育,不太強調虛構與現實之間的差異。賴莎在演講時也提到,小說里的冬妮婭其實同樣有原型。現實里的冬妮婭已經完成了改造,成為了一名光榮的教師,這讓臺下的中國學生感到振奮。

 

  王蒙曾經在小說里描述過上世紀50年代中學里的場景。小學教師團支部的讀書會上,在場者討論保爾·柯察金的愛情問題。為什么保爾一定要跟小資產階級背景的冬妮婭分手,最終跟達雅結合?結論是這體現了保爾的克制和犧牲。最后大家深受感動,“流著眼淚齊聲朗誦保爾的名言”。

 

  那時候,戀愛是關系到革命斗爭的問題。作家陳沖當時還是一位17歲的文學青年,因為私下表示冬妮婭這個人物形象“寫得很活”,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這句文學層面的判斷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意識在“作怪”。陳沖承認了錯誤,認真研讀一些分析文章,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不以革命為目的的愛情是沒有前途的。

 

  然而,到了“文革”時期,這種狀況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許多人后來回憶起那個充滿禁區的年代,依然會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偏愛。當時沒有什么書可以讀,有的也是高大全的英雄。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不僅有革命,還有愛欲。天真爛漫的少女冬妮婭給那些懵懂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個情感的秘密通道。

 

  作家毛喻原就有過深深的“冬妮婭情結”。不僅如此,他在生活里也遇到過一位冬妮婭,并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保爾的角色。那是在1972年,毛喻原讀高一,是年級的模范標兵,腦子里想的都是革命和人類的解放事業。而那位女同學是高干子女,駐地部隊的大院里長大,性格活潑外向。

 

  這位女生主動請毛喻原看電影,經常到他家里玩,最后還將自己的照片送給他。毛喻原還以為是北方人的社交禮儀。直到女生在紙條上寫明愛意,毛喻原才終于明白那些舉動背后的情感。

 

  此后,毛喻原仍然無法擺脫某種矛盾的情緒。一方面,女生給他唱歌,一起在她家里過周末,看她梳妝打扮,這讓他覺得美好。另一方面,他把這些看作是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和生活方式,與學校和社會所提倡的理念相互抵牾。而且,成長環境和生活條件的差異讓出身普通家庭的他很是驚訝。

 

  毛喻原感到心虛,不敢讓其他人知道。這樣的狀態保爾也經歷過,他曾在出逃的前夜和冬妮婭抱在一起,熱吻像是電流,擊中他的心。后來,那名女生跟隨換防的父親到北方居住,毛喻原也經歷了短暫的插隊、待業,最后與他的冬妮婭漸行漸遠。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學者劉小楓高小時讀的第一本小說。他還記得,那是1965年的冬天,他躲在被窩看保爾的連環畫。母親收繳了小人書,讓他讀起小說來,而且是繁體字版的。

 

  多年以后,劉小楓在《記戀冬妮婭》一文中這樣追憶自己的青春歲月:“我很不安,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愛上了冬妮婭身上繚繞著蔚藍的貴族氣質,愛上了她構筑在古典小說呵護的惺惺相惜的溫存情愫之上的個體生活理想,愛上了她在存屬自己的愛欲中盡管脆弱但無可掂量的奉獻。她曾經愛過保爾‘這一個’人,而保爾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絕愛欲的‘這一個’抽身出來,投身‘人民’的懷抱。這固然是保爾的個人自由,但人沒有理由和權利粗魯地輕薄冬妮婭僅要求相惜相攜的平凡人生觀。”

 

  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展示的多種版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第二層收錄了多本中文版。攝影/李行

 

  文學批評家李敬澤坦承:“不管(冬妮婭)是好是壞,這位小姐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她很美。她穿著類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飄動,靈巧的奔跑,閃閃發光的笑聲在林間回蕩。在1973年或1974年的一個中國男孩的心里,這是永難磨滅的印象。”

 

  究竟是冬妮婭喚醒了這些青少年對異性的愛情,還是這些青少年把自己的愛情之夢寄托到了冬妮婭身上,這個問題不容易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他們沒有像保爾那樣,棄冬妮婭而去;第二,同50年代的那些讀者不一樣,他們不需要克服或壓抑自己的感情。

 

  英雄“變形”

 

  從新中國建立之初開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其他從蘇聯進口的英雄形象一起,重塑了中國青年的思想觀念和情感認知。為了增強傳播效果,除了小說本身,還有大量針對青少年的改寫本和漫畫問世。而且,早在1950年初春北京甫一解放不久,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就編排了話劇《保爾·柯察金》。

 

  不僅如此,小說還催生出許多本土的“保爾”。例如,與這位主人公有著相似經歷的勞動模范吳運鐸,將自己的經歷寫成自傳體小說《把一切獻給黨》,也迅速成為青年偶像。當時他在組織的安排下,來莫斯科接受療養,曾到當時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參觀。博物館還專門為這位“中國保爾”開辟了一個展柜。

 

  然而,蘇聯文學在中國的接受程度,因中蘇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但中蘇兩黨關系的破裂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閱讀影響是逐漸的、微妙的。小說的出版和發行沒有因兩黨之間的論戰立即停止,只是宣傳的力度沒有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大了。50年代初的朗誦會,到了50年代末期已不多見了。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出版了10部由中國作家創作的小說,這些中國制造的政治化的教育小說,成為讀者和評論家的新寵。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兩個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直在出版,而且印數可觀。

 

  “文化大革命”破壞性地沖擊了文化生產,出版社在1966~1976年之間屬于非常規運作,致使這部小說一冊難求。當除了浩然的《艷陽天》外所有的小說都成了禁書的時候,《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僅不再被奉為“生活的教科書”,而且在書店和圖書館都銷聲匿跡了。

 

  盡管如此,無論是通過公開的途徑還是私人的途徑,比其他書更容易獲得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由于其特殊身份,《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1949年之后外國文學作品中印數最高的。

 

  根據何冬暉的研究,從1952年直到“文化大革命”(1960年除外),這部小說一直在不間斷地出版。在中蘇兩黨稱兄道弟的50年代,這本書一般每年都要印刷一次以上。比如,1952年印刷6次,1954年8次,1955年9次,1958年雖然只印刷了1次,但這次印數高達60萬冊。即使到1965年7月,“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次印刷,印數仍然高達6.5萬冊。

 

  從1952年到1965年的13年中,這本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印刷了25次,總印數高達100萬冊(其他出版社1952年以前的版本,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縮寫本和少兒版本,沒有計算在內)。所以,雖然“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出版,但是它仍然是相對比較容易找到的一本書。不過在其停止發行、停止借閱的時期,究竟有多少人通過“私下流通”看到這本書,可能不會有確切的統計數字。

 

  進入1960年代以后,隨著政治氣候的轉變更加明顯,許多俄語專業的學生發現自己失去了用武之地,畢業后只能尋找別的出路。王蒙的心情尤為復雜。到了1962年,《青春萬歲》還是無法出版,年輕時受蘇聯文藝影響太深,如今成為了王蒙的“原罪”。許多人都預感到了風暴的來臨,但沒有人能夠準確描繪出它究竟來自何處。

 

  這一年,雷鋒去世,很快成為全國性的青年偶像和精神符號,他的日記成為很多年輕人的人生指南。《小兵張嘎》出版,并被拍成電影,塑造了一個經典的小英雄形象。還是在這一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地展開。那些蘇聯小說里的青年形象已經成為過去。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始終是一本“身份曖昧”的書。事實上,這本小說從來沒有被明文規定成禁書。它雖然從公共場合消失了,但因為沒有明確的定性,所以這本書很容易通過家長這一關。當時,不少家長為了保護孩子不受“壞影響”,政治上不惹麻煩,會把禁書或者扔掉,或者焚毀,或者鎖起來,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多不在此列。

 

  當年,翻譯家孫越無意中在他母親的木箱里發現了有精美插圖的外文書,便在本子上照著涂涂畫畫。鄰居家的一位老高中生為了逃避插隊裝病在家,跟孫越說,“那都是蘇聯的東西”,其中就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孫越讀了這本小說,是豎排本,還是1952年版,梅益翻譯的,但是那本書沒頭沒尾,都撕爛了。

 

  到了70年代,孫越上高中,沒日沒夜地臨摹《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原版插圖和小人書漫畫。有一次,他在數學課上畫保爾的時候,被班主任發現。班主任指著畫問孫越,為什么英雄要噴毒水。孫越向她解釋說,那些線條是為了呈現保爾臉上的明暗關系。班主任說不對,就是毒水,然后報到了年級辦公室,還威脅要報到學校的革命委員會,嚇得孫越再也不敢亂畫了。

 

  可以說,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在“文革”中長大、后來成為知識分子的那批人的共同經歷。孫越后來才知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創作的過程中,就經歷過修改。“我們最后看到的這個版本,應該修改了不下十次。”孫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為一部來自異域的文學作品,中國人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進行的翻譯和改寫,也扭曲了保爾從人到英雄的形象轉變。有人專門研究過蘇聯成長小說在中國的“變形”,當時出現了大量的改寫本、縮寫本和小人書,便于青少年接受,但良莠不齊。小說原著常常會展現從不成熟的少年到英雄的成長過程。比如保爾的脾氣暴躁,非常敏感,還曾試圖自殺。不過,這些真實的側面在被“本土化”改編之后,常常被省略。

 

  1972年,“文革”已經進行了6年,為了重振出版業,緩解書荒,中宣部責成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印行高爾基的《母親》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人民美術出版社于當年率先出版了根據小說改編的連環畫。連環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為64開本,分上下兩冊。這本改編而來的小人書在導言中表示,旗幟鮮明地反對被稱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蘇聯,重新樹立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并強調,讀者“通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套連環畫,可以看出,偉大的蘇聯人民是不可侮的。”

 

  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標準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卻遲至四年以后才問世。譯者梅益因身居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要職,“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遣送農場勞動,1972年還在改造。因為他的政治身份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得不放棄梅益的譯本,而組織一個全新的譯本。由黑龍江大學俄語系1972級工農兵學員組成的翻譯小組(由教師黃樹南主筆,但不署名)承擔了這次重新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任務。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革”新譯本于1976年面世。序言是由“大慶油田采油第三部部分工人、黑龍江大學中文系73級工農兵學員和革命教師經過座談、討論”集體完成的。這一版的序言稱,蘇聯當局歪曲了保爾的面目,所以給中國讀者加上了一項新的任務,這就是端正視聽,強調中國讀者有責任還蘇聯英雄以真實的面目。

 

  “文革”后的1980年,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終于再版。他在《再版后記》中指出:70年代初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幾次要求重印,由于“四人幫”誣陷譯者,一再阻撓,未能印行。

 

  梅益在討論保爾形象的時候表示,作者也不想把保爾寫成一個完美的英雄,他有很多缺點,也犯過錯誤。有些是因為保爾的年輕,有些則是十月革命后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那些“左”的傾向的反映。但與此同時,梅益也強調,正是黨和共青團的培養,造就了作為革命戰士的保爾,進入中國后,同樣出現了許多保爾式的榜樣,到了80年代,也需要保爾的精神來實現“四個現代化”。


  從英雄到“具體的人”

 

  實際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仍有本土的“英雄模范人物”拿保爾來做參照。1983年,《中國青年報》在頭版對張海迪進行報道,并稱之為“當代保爾”。按照報道的描述,張海迪克服了身體的殘缺,通過自學,掌握了四門語言,還有醫學和針灸知識,給鄉親們看病。

 

  很快,種種榮譽和稱號接踵而至,全國的青年被號召起來,向這位人生之路越走越寬的道德模范學習。

 

  張海迪很早就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過,她后來對媒體表示,自己其實一直不太接受“當代保爾”的稱呼,也擔不起。這位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青年偶像喜歡長發和卷發,但有一段時間,她被要求剪成短發,因為這樣更符合外界的期待。

 

  時代在變,社會生活中原有的堅固的部分也開始消散。保爾的形象在政治環境中不斷浮動,在中國是這樣,在俄羅斯也是如此。

 

  奧斯特洛夫斯基塑像。攝影/李行

 

  阿列克謝·瓦爾拉莫夫是俄羅斯著名的當代作家,從90年代開始,發表了一系列小說作品,記錄了俄羅斯社會的種種變化。他去年剛剛出版了一本新作,叫作《保爾是我的靈魂》。故事發生在80年代初,主人公是一位有些天真的共青團員,從偏遠的外省來到莫斯科上學,但是學校里的主要活動卻是組織學生挖土豆。那時候,許多人已經不相信共產主義。這位保爾仍然酷愛蘇聯革命小說,周圍的人不理解,把他視作異類和傻子。

 

  任光宣是研究和翻譯俄羅斯文學的專家,經常待在莫斯科,跟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前任館長加琳娜很熟。上世紀90年代初的社會變革,引發了一系列的應激反應,許多人急于否定蘇聯時代的一切,博物館也一度面臨著關閉的危機。

 

  在莫斯科,現任館長奧爾迦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那段時間,加琳娜四處奔波,上了年紀的工作人員繼續留守,不拿薪水。最后,經歷了堅持和妥協,奧斯特洛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所居住的房間得以保留,但博物館的功能有所轉變,主要做一些針對殘障人群的展覽,名字也變成了“征服者”博物館和人道主義中心。

 

  不過這并沒有改變大局。199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八輯“名著重讀”系列,其中并沒有收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后來,這本小說從俄羅斯的教科書里隱退。

 

  在中國,人們對這本書的態度出現了分化,否定和詆毀者有之,支持和肯定者亦有之。任光宣回憶起當年跟另一位學者的“論戰”。那是在1997年秋天,他和南京大學的余一中在香山開會,路上聊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對于它究竟是不是一本好書,兩個人的看法不太一樣,余一中覺得,這是一本壞書,屬于斯大林時期意識形態的產物,保爾這個形象也是蘇聯官方編造的紅色神話,“就像受鈷60的照射, 使昆蟲喪失生育能力一樣能使讀者失去獨立思考,喪失正常戀愛、交友、與友人相處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

 

  任光宣不太能接受這個觀點,同行的一位雜志主編聽了很有興趣,當即約定兩位學者各寫一篇文章,在雜志上發表。“你只能說一本書沒有那么高的藝術價值,但達不到壞書的地步。至于保爾這個形象,我覺得那種身殘志不殘的精神具有一種普世的價值,現在還在鼓舞著我,每一天都不白過。”任光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任光宣與余一中的論爭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其中也包括小說的譯者梅益。當時,梅益面對社會上紛雜的聲音,覺得有必要進行回應。他托出版社的人搜集相關的文章。在2003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年近九十的梅益專門寫了文章,言辭激烈,認為余一中的觀點是造謠和污蔑。

 

  “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積極實施對外開放的政策,為吸收世界先進文化成果提供了新的機遇,但個別崇尚資產階級道德標準、奉行霸權主義的勢力,從沒有放棄不遺余力地向我國灌輸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以及生活方式,圖謀腐蝕改變我們的下一代,以達到他們很早就預期過的目的。”梅益在文章里表示。

 

  任光宣還是覺得,梅益誤解了他和余一中的初衷,這種論爭仍然只是學術觀點的碰撞。他托出版社的人,希望轉達一下自己的想法,不過,梅益很快就去世了。

 

  無可否認的是,進入新世紀,商業社會的氣息越來越濃,相比之下,革命年代的英雄已經被淡忘,或是變成了對比的符號。當時有人提出,保爾和比爾,誰才是青年的榜樣?比爾,指的是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人們對于英雄的理解已經發生轉變,經濟人物同樣可以成為年輕人的榜樣。

 

  2000年,《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拍成了電視劇。有意思的是,演員全部來自烏克蘭,但其實是中國投資的,也是拍給中國人看的,編劇是曾經的知青文學代表作家梁曉聲。扮演保爾的青年演員很驚訝,沒想到自己在中國成為了明星。他來深圳做簽售活動,隊伍排了很長很長。

 

  編劇梁曉聲根據腳本,出了本書,叫做《重塑保爾·柯察金》。然而,回憶起這些,梁曉聲對小說進行了修改,希望能夠凸顯英雄人性化的一面,而片方則希望能回到原著,因此并沒有嚴格按照梁曉聲的劇本進行拍攝。畢竟,懷舊也是一門生意,中老年觀眾期待看到的,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個革命英雄。

 

  “保爾對于冬妮婭的態度,對于親情的態度,讓人覺得無法接近。我這個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保爾的革命英雄主義進行了解構和否定,是依據老俄羅文學對我的影響,來重新審視蘇聯革命文學。”梁曉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今,喧囂已經成為過去,新一代年輕人有了更豐富的選擇。對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而言,附著其上的意識形態硬殼終于剝離,在狂熱被冷靜代替之后,曾經面目模糊的英雄卻反而清晰起來,重新變成了那個具體的人。

責任編輯:郭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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